她们是：律师 Magdalena Gebhard，记者 Anne Fromm、Sophie Fichtner，中国留学生 Katherine，医疗工作者 云青
从2024年9月德国警方提醒民众谨防一名很可能是中国籍的连环强奸犯，到今年5月“德国老司机驾校”系列性侵案在中文舆论圈获得巨大关注，其间跨越了两年半。
截至今年7月，系列案件中有5人被起诉，4人结束一审，分别获刑5年、5年9个月、11年3个月、14年。值得注意的是，多宗案件中，厌女作为犯罪动机得到了司法认定。其中一位法官还提到，这是性犯罪的新形态，“性犯罪历来存在，但实施犯罪且将犯罪过程上传至互联网，加以炫耀并获得追捧，则是一种新现象。”
今年5月案件引起舆论关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案情只在法庭内被反复论证，外界对案件背后的犯罪网络几乎一无所知。这起案件从默默无闻到引爆一场舆论风暴，背后是一场跨越中德的女性接力。如果缺失其中一环，这些案件或许都不会以如今的方式进入公众的视野。
由于部分案件仍处于德国法院的上诉程序中，按照德国司法报道规范，本文对被告姓名统一采取隐去部分信息的处理方式，不使用其全名。
内容提示：本文涉及性犯罪的相关内容，可能引起读者不适，敬请斟酌阅读。
浮出水面
“德国老司机驾校”系列性侵案第一次进入在德华人的视线，是在2024年9月。德国黑森州警察局罕见地用中、英、德三语发布警情通告，呼吁民众谨防一名很可能是中国籍的连环强奸犯。此前，德国多地有数名华人女性接连报警诉称遭遇性侵，她们所描述的加害人作案手法相同，都是通过小红书或微信联系租房事宜，借此进入受害人家中实施性侵。警方因此认定这是一系列连环案件，并成立专案组调查。
两个月后，德国警方逮捕了这名频繁作案的加害者：43岁的IT工程师Dapeng Z.。警方搜查其电子设备后发现，Dapeng Z.参与了多个与迷奸相关的电报（Telegram）群组。他在一个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八人群中尤其活跃，群中有四人居住在德国，一人在荷兰，还有两名成员至今身份不明。
2024年12月，警方逮捕了该电报群组的三名成员Zhongyi J.、Tong Z.、Zhiting S.，三人皆为在德中国留学生。在他们的电子设备中，警察又搜出了更多的犯罪证据。一个具有高度犯罪性、组织性和专业性的跨国迷奸大案，正逐渐浮上水面。
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公众对这一犯罪网络几乎一无所知。而受害者大多因受到迷药影响，对受侵害的情况懵然不觉，直到收到警方的联系，才在视频截图中认出自己、得知案情。
2025年4月，系列性侵案中Tong Z.案的一名受害者得知自己遭遇药品辅助性侵之后，联系了身在德国柏林的律师Magdalena Gebhard。她是推动案件进入中德公众视野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律师：我以为会有媒体在场
结果根本没人来
据Magdalena回忆，在一家帮助暴力受害者的非营利组织的引荐下，这名受害女性与一名社工一起拜访她的办公室。受害人几天前刚从警方问询中得知她曾遭遇性侵，仍处在巨大的震惊中，谈话间忍不住哭泣，无法深入连贯地谈论案情。
“我立刻就意识到，我没办法跟她多谈这件事。”在Magdalena的经验中，性侵受害者在应激状况下无法讲述案情细节的情况十分常见。她告诉受害人，她会先向法庭申请案件卷宗，之后她们再详谈。
今年32岁的Magdalena一头金发，不笑时透着不怒而威的气场。她作为律师执业才满三年，已经处理过大量针对女性的性犯罪案件。她告诉我，全柏林常住人口近400万，但像她这样专门代理性犯罪受害者的律师只有不到十人。
尽管与受害者的首次交谈简短，但Magdalena还是听到了几个关键词：案情涉及强奸、事发时受害人神志不清、有视频证据。这说明此案并非一宗单纯的强奸案，其中涉及迷药使用。在Magdalena经手过的案件中，迷奸案并不多见，她此前只接触过一宗类似案件。不过就在几个月前，她曾看过德国公共广播联盟两名女性调查记者制作的纪录片，得知电报群上存在大规模的跨国性侵社群。
Magdalena没有任何犹豫就接下了这宗案子。只要不是忙得挤不出一丁点时间，她对性侵受害人的代理请求几乎来者不拒。“因为我想代理这些案件。我想要帮助她们。”
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系列性侵案中，Magdalena Gebhard担任其中一位受害人的代表律师
随着审判展开，26岁的被告Tong Z.承认了检方主张的全部罪行，包括13项偷拍罪和3项强奸和性侵犯罪。因此，法庭并不强制要求受害者出庭作证。Magdalena所代理的当事人作为共同原告，可以选择主动要求出庭或回避庭审。
Magdalena向她说明了利害关系：如果她愿意出庭作证，能让法庭对受害人因性侵而遭受的创伤产生更直观的感受，但这是否会增加其刑期，仍不得而知。无论她出庭与否，警方对她进行的问询笔录都会呈交法庭，作为量刑裁决的证据之一。
这名受害者最终决定不出庭作证，Magdalena对此表示完全理解与接受。“对于已经经历过太多不好之事的人来说，就连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可能也是她们不想要的东西。走这个流程、面对媒体、出庭陈述，这都是许多额外的负担。”
尽管没有受害者出庭作证，Magdalena本以为极度恶性的案情会得到大量媒体的关注。但第一次出庭时，她面对的是几乎空荡荡的法庭。
“我以为会有媒体在场。我以为会是那种’天哪，这案子也太离谱了’的反应。结果根本没人来。”
Magdalena还记得第一次读到案情卷宗时的震惊。从中文翻译成德语的电报群组聊天记录里充斥着一套外人看来摸不着头脑的暗语，加害人以“车”、“死猪”等非人化词语谈论女性。直到那时，她才意识到这宗案件最不寻常之处。她当时在心中暗自惊呼：“天哪，太疯狂了，我竟然接到了这种案子。”
然而，她最初的震惊与冷清的法庭现场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庭旁听席上只有寥寥几人，而媒体席上空无一人。
为了让案子获得她认为应有的公众关注度，Magdalena在Tong Z.案判决前主动联系了德国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新闻周刊《明镜》的记者，对方表示没有兴趣。“我当时想，好吧，”她说。
虽然失望，但她没有放弃，随即拨通了另外几位记者的电话，其中包括了德国左翼媒体《taz》的记者。
记者：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
这背后是如此庞大的网络
《taz》是一份从1960年代德国左翼学生运动中生长出来的报章，从创刊起就带着左翼、女权和反建制的色彩。这家媒体背后没有富商或财团支持，由读者和雇员集体持股。它并非一份国家级的“大报”，但在性别平等、气候环境、移民与难民权利、反种族主义、酷儿等议题上，《taz》往往冲在最前线。
去年8月，《taz》的一名记者在收到Magdalena的联系后，发布了关于Tong Z.案判决结果的简短报道。文章提到案件背后存在一个电报群组，但由于其他关联案件仍未开审，记者掌握的信息依然十分有限。这篇报道的重点放在法庭罕见地认定“厌女”为作案动机之一，并据此加重刑罚。德国自2023年7月起，把“针对特定性别”的动机认定为量刑的加重情节，与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相类似，但在司法实践中少有明确认定蔑视女性的动机。
这篇报道揭开了背后犯罪网络的一角，但它如同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水塘，水面很快归于平静，在中德两国都没有激起更广泛的涟漪。
随后的几个月中，Dapeng Z.案进入审理阶段。作为系列案件中的主犯，Dapeng Z.被控的罪名最为严重，但他的案件在一审阶段得到的媒体关注极少。后来我与一些德国记者交流，我们猜测，如果这些案件的加害人与受害人是德国籍而非中国籍，也许会更早在本地获得更广泛的公共关注。
今年2月，法庭认定Dapeng Z.犯下特别严重强奸、谋杀未遂、非法持有及传播暴力色情物品以及违反毒品相关法规等共22项罪名，判处14年监禁和预防性羁押。他已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从Dapeng Z.被捕到一审判决的15个月里，这一性侵团伙所犯下的罪行，始终只在法庭上被反复论证，并没有进入公众视野。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打破。就在Dapeng Z.判决出炉的同一个月，《taz》深度调查组的两名记者注意到了这一系列案件，她们成为将接力棒传递下去的又一组关键人物。
记者Anne Fromm是《taz》深度调查组的主任，她高挑瘦削，干练自信，有十多年的新闻采编经验。Anne长期关注性暴力议题，不过她没留意到同事此前关于Tong Z.案的报道，直到今年2月，她开始调研迷奸这一犯罪问题。
迷奸犯罪隐蔽性高，受害人往往因药品影响而对侵害过程毫无记忆，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曾遭遇侵害。即便受害人醒来后感觉身体异常、马上报警，相关药物成分也往往因代谢过快而难以及时检出。近年来，这类犯罪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之势，但受制于举证之难，真正能走进法庭审理的，只是冰山一角。
记者 Anne Fromm（受访者提供）
Anne决定先从公开的法庭文件寻找报道的突破口，她发现德国多地法庭正在审理或最近审结了多宗迷奸案，英国也出现了案情相似的邹振豪案。她立即留意到，这些案件的加害人和大部分受害人都是中国人。“这些案件会不会有关联？”她不禁问。
“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这背后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网络，”Anne的同事Sophie Fichtner告诉我。今年30岁的Sophie有一头浓密的长黑发，个性直爽，说话干脆利落，似乎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在今年2月到4月，她多次前往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旁听了系列案件被告Zhongyi J.的庭审。Zhongyi J.被控多次迷奸他的邻居，亦是他当时交往的女友。
法庭依然空空荡荡。除了Sophie之外，现场还有一位《南德意志报》的法庭线记者，没有其他旁听者。在一次庭审期间，一个高中参访团坐进了旁听席，法官连忙说，“不，不，这不是你们该听的庭审，”让带队老师把学生们领出去了。
庭审过程中揭露的案情，确实不宜未成年人旁听。在Sophie旁听的第一场庭审中，一名专业麻醉医师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专家解释，当昏迷的人舌头滑入咽喉，呼吸道部分阻塞，呼吸声就会变得沉重。在涉案视频里能听到这种喘鸣声，这显示受害人当时供氧不足，无法正常呼吸。如果她因服用过量药物而呕吐，也可能将异物吸入肺部导致窒息。
根据专家认定，Zhongyi J.多次使用的迷药剂量高到足以做无痛手术的剂量，并可能导致受害人死亡。在起诉书中反复出现一句话：仅因偶然因素，受害人才幸免于死。
刚开始参加庭审时，Sophie心中久久无法平静。这是她第一次旁听性侵案的庭审，案情细节轰炸着她的感官。尽管其中不少内容她此前已在起诉书中读到过，但身处法庭现场，那种冲击更加真切与具体。
记者 Sophie Fichtner（受访者提供）
“当我在法庭上亲耳听到那些内容，亲眼看到做出那些事的那个人时，那几天我整个人状态都很不好，”Sophie说。在那段时间里，她好几次从睡梦中惊醒，常有放声尖叫的冲动，精神紧绷，胸口郁闷难舒。
也许是触发了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她经历的震惊又很快变成了麻木。“说出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我后来就没有那么震惊了。我心里会想：嗯，他当然也做过这种事。过了几天之后，我甚至觉得，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Sophie的这番感受，我听来倍感熟悉。调研这些案件的初期，我感觉身心都像一根绷紧的弦：肩颈肌肉僵硬酸痛，时常心慌、易怒，哪怕一丁点儿压力，都足以让我瞬间爆发。每当他人转身给我倒饮料时，我脑海中就会闪过一个念头：我该留意倒水的全过程吗？随着时间流逝，我慢慢尝试着脱敏，在日常生活和判决书中恶劣的案情之间筑一道隔离墙，可不时，那根神经仍会在我毫无防备时被触碰。
“Zhongyi J.戴着一副大眼镜。几乎有点偏女性化的眼镜，其实跟你的还挺像的，”Sophie的话又让我心头一颤。
在Sophie记忆中，27岁的Zhongyi J.胖乎乎的，有一张圆脸，看起来很年轻。跟Tong Z.一样，在法庭播放涉案视频时，Zhongyi J.别过脸去，并且一度用手盖住自己的眼睛。法官特地提醒他，他曾经花很长时间反复观看这些视频并借以自慰，如今却在法庭上蒙住双眼。
在德国，经法庭核准的媒体记者可在正式开庭前优先入场，拍摄现场约两分钟，期间被告被允许遮蔽脸部。Sophie记得她看到Zhongyi J.遮住脸部时的反应：“我们当时觉得，搞什么啊？你在网上发布的是女性最私密之事，她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你却把这些内容分享给其他男人。结果轮到你自己，你却把脸遮起来。”
正是因为这一点让记者们感到愤慨，她们在之后的报道中特意选用了三张照片，里面是三名被告在法庭上分别用T恤、文件夹等物品遮住了自己的脸。
在开庭前的拍摄期间，Zhiting S.以黑色文件夹完全挡住正面和侧面脸部轮廓
今年4月，亲身旁听了多场庭审后，记者Sophie与Anne在《taz》上发表了关于系列案件的首篇深度报道。
在这篇文章当中，我读到了一个此前从未在媒体上公开过的细节：在一次犯罪中，Zhongyi J.在他的公寓迷晕受害者之后，曾经两度离开。他先到受害者家中取她的高跟鞋，并拍下鞋架的照片。返回自家公寓、使用高跟鞋实施性侵后，他再度离开，带着鞋子返回受害者家中。警方推测，他对照之前拍下的照片，把高跟鞋放回原来的位置，确保受害者醒来后不会察觉异常。
这个看似微小的细节，在法律上却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法庭认定，Zhongyi J.曾两度离开陷入昏迷的受害者身边。如果她在此期间停止呼吸，他既不会察觉，也无从施救。据此，法庭判定其罪名包括谋杀未遂，最终Zhongyi J.被判犯下2项谋杀未遂罪、7项特别严重强奸罪以及通过影像侵犯最私密生活领域及人格权罪等罪名，处以11年3个月监禁。
如果不是两位记者亲身旁听了旷日持久的庭审，案件中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恐怕不会这么快公之于众。她们的报道首次将Dapeng Z.、Zhongyi J.、Tong Z.与Zhiting S.四宗案件明确串联起来，揭示这些加害者如何在电报群组里互相吹捧、交易迷药、直播性侵、分享"心得"，将系列案件背后的罪恶之网彻底暴露。此后，《明镜》《南德意志报》等德国主流媒体也纷纷跟进。
今年春天，Anne和Sophie主笔的多篇报道被网友翻译转发到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关键细节也被多家中文媒体引述，如野火般迅速点燃了中文舆论圈。
几周前，一家国际媒体的纪录片团队到柏林采访了Anne和Sophie，制作人问她们，对自己“发起了一场草根运动”有什么感想。两人都被问得猝不及防，甚至有点不好意思。“我当时的反应是，天哪，我也说不好。不过我很高兴这能鼓舞到其他女性，也很高兴她们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Sophie说。
旁听者：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今年4月，中文世界对这一系列案件讨论骤然井喷。根据“微信指数”的统计，“德国华人”一词在4月中下旬热度上升，于5月下旬达到峰值。Zhongyi J.案宣判、Zhiting S.案开审、《taz》的报道发表、中文社交媒体的讨论以及中文媒体的跟进，诸多进展几乎同一时间接踵而来，终于将这些原本沉寂于德国司法程序中的案件推入华人公众的视野。
正是在4月中旬，26岁的中国留学生Katherine在微博上刷到了相关帖子，其中提到32岁的医学博士生Zhiting S.涉嫌使用迷药实行性侵，并在电报群内提供医学建议。
Katherine想起她此前接受全麻手术的经历，在术前12小时必须严格禁食禁水，医务人员甚至把她手边所有能接水的容器都锁起来，以确保在麻醉期间不会发生意外。Katherine认为，医学博士生Zhiting S.肯定熟知这些安全规定，却选择罔顾受害者的安危。“他是医生，他更加了解这一切的药理，他在用他这种专业知识去辅助犯罪。”
她在微博里读到，这名被告正在柏林接受审判。“我说，啊，那我不就在柏林吗？”
5月4日，Zhiting S.案首场庭审展开。与以往法庭旁听席门可罗雀不同，这回，十多名华人公众前来旁听，其中大部分是女性，Katherine也身在其中。
因为担心一些性侵共犯也会出现在庭审现场，她严阵以待，戴上了墨镜、口罩，还围上了头巾，这种恐惧在旁听者中并不少见。案件中的加害人多以华人女性为目标，人们还听说，电报上仍存在许多讨论迷奸的大型群组，成员动辄数千人。一夜间，德国华人女性间人人自危。
法官马上注意到了这批新来的华人旁听者。庭审一开始，他就问旁听者：“你们是哪个组织或团体的吗？”Katherine和几名旁听者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是，每个人都是自发来的。”
与此同时，随着中文自媒体和机构媒体纷纷加入传播案件，触目惊心的案情在中国引起公众哗然，愤怒、恐惧、猎奇的情绪相互裹挟，掀起了一阵跨越国界的舆论风暴。
今年5月，27岁的医疗工作者云青在小红书上刷到了案件信息。她突然意识到，如此恶性的犯罪其实离自己并没有那么远。“就好像一只潜伏在黑暗中的怪兽，你不知道那些坏人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有可能你还跟他认识，”云青说。
华人人口在德国总人口中仅占约0.2%，这个比例远低于英美澳等国。华人群体规模不大、关系紧密，在异国他乡，一旦遇到同讲中文的同胞，便会天然生出几分信任。而这种彼此依存的安全感与信任感，却因这宗恶性案件，一下子被击得粉碎。
云青在德国求学、工作已近十年，她在5月20日第一次走进了柏林的法庭，旁听Zhiting S.案的庭审。除了进场必须的身份证明文件之外，她还专门带上了空白的A4纸和笔。云青爱好写作，在决定前往旁听时，她就萌生了在网上分享庭审记录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案子，”她说，“我可能也可以为这个社区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她想把这个被恶性案件撼动得信任感尽失的社群，重新粘合起来。
那天，庭审室门前的旋转楼梯上排起了长龙，约有70人前来排队，最终只有30人获准进场旁听，提前等候的云青成功入场。首次身处法庭现场，她就碰上了老本行。那日的庭审讨论了Zhiting S.曾在网上发表过的镇静药物清单，其中一些药品云青再熟悉不过了。
“我天天都跟这些东西打交道。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手里面的这些药就是救人治病的。但是那一次它用非常冰冷的现实来告诉我，这些东西有可能去害人的，”她说，“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难过。”
庭审之后，云青在小红书上发表了长达11页的庭审笔记，笔触详实而克制。笔记获得了近6000个赞和超过200条评论，其中大部分的评论都是对她的感谢，有的人称她为“战地前方记者”。这些回应让云青意识到，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人正在关注案件，却无法亲身到达法庭现场，只能通过她的记录来追踪审判的进展。
云青旁听六场庭审的笔记。涂改处为受害者隐私信息。（云青提供）
云青原本没打算深度参与案件庭审，但公众强烈的共鸣激励了她，她渐渐将分享庭审笔记视为一种“使命”。“我一开始就抱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去的，后来就是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一场庭审。”
从5月到7月，云青一共跑了六场庭审。庭审大多定在上午9点半开始，却常有延迟，通常在下午1点左右结束。从法院回家的路上，她就开始组织写作思路，一到家就拿出写有密密麻麻笔记的A4纸，坐在电脑前转录，赶在下午5点前发出详尽的庭审记录。
从云青的后台数据可见，她的多则笔记观看数破万，关注庭审记录的观众约一半是25到34岁的人士。越到庭审后期，身在国内的读者占比就越高，女性观众的比例也在攀升，从84%升至96%。仅从这一样本来看，持续关注案件审理进展的绝大多数是女性。
然而，云青的一则法庭笔记因不明原因被限流，只有30个点赞，热度远低于她发表的其他庭审内容。不是所有用户都能在她的主页上看见这则笔记，没有算法推荐，也无法被搜索到。她未收到任何异常提示。
我通读了这则笔记，它与云青笔下的其他庭审日志在格式、话题与措辞上都没有明显区别，只是“记者”一词多次出现，也写出了几家德国媒体的名称。我们都无法判断，这是否是笔记被限流的原因。我想起，我最初给她发的约访私信中提到了几家媒体的名称，苦等多日却没有回音，后来我才得知道，在她的信箱里，根本没有显示这条私信。中文社交媒体将案件的热度推至高峰，但也以外界难以掌握的算法逻辑，为传播设置了某些限制。
随着关于案件的讨论持续升温，中文舆论场也出现了分裂。Zhiting S.案中的受害者，亦是他的未婚妻，选择不出庭作证，顿时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之一。在德国刑事诉讼中，被告的配偶或未婚妻（夫）享有合法的拒绝作证权，避免处在亲密关系中的人陷入要么背叛自己的伴侣、要么在法庭上作伪证的两难境地。但在本案中，这一制度设计反而引来了对受害者的争议。
在社交媒体上，有的评论怒其不争，指责她的沉默是对正义的背叛，并揣测两人私下是否达成了某种交易。也有人的关注点落在了更私人的层面，热衷打听这桩婚约是否还作数、一个性侵受害者怎么还能与侵犯自己的施害者自愿结合。但也有不少声音提醒，外界终究无法窥见一段亲密关系的全貌，不该以旁观者的道德标准，去苛责一个本已饱受创伤的受害者。
云青没有参与评论区的论战，只是通过庭审记录默默传递她的观点，在笔记中避免披露受害者的隐私信息。“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把目光过多地放在受害者身上，因为她的生活已经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我希望她可以把她自己的生活放在首位。”
在众声喧哗中，一些中文自媒体与媒体发布了系列案件中多名被告的全名、照片和部分隐私信息，其中包括了当时仍处在庭审过程中的Zhiting S.的信息。披露被告的姓名与某些关键身份信息符合中国司法报道的常规，然而，这有悖于德国法庭的报道规范。在德国法庭向媒体释出的判决文书中，被告的姓氏会被遮盖，一些法庭的新闻官也会特地提醒记者，在报道中不得出现被告的全名与个人信息。
6月2日的庭审，Zhiting S.的辩护律师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称，某些中文媒体报道侵害了其当事人的名誉与人格权，让其遭遇“社会性死亡”，这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因此提请法庭考虑从轻处罚。
“舆论未审先判”的论点并非这位律师的独创，而是德国司法实践中已存在的概念。如果被告在判决前就已经因为媒体广泛曝光、姓名或肖像被公开、遭受人肉搜索等，导致其名誉、社会关系、职业前景已经受到实质性损害，法院可以将这种“庭外已承受的惩罚”计入量刑，作为从轻情节予以酌减。
在旁听席中听到辩方的这一论点后，Katherine在心中惊呼：“我一直害怕的事情成真了。”她此前就听说，德国法庭对被告有妥善的隐私保护措施，尤其是在宣判之前。
除了两国媒体报道规范不一之外，中文互联网上的公众出于愤怒，也纷纷转发加害者的信息。“大家是抱着一种很朴素的正义感，想让这些人‘社会性死亡’，”Katherine说。在中国的语境中，公众往往期待司法能够回应舆情，严惩罪犯，以儆效尤。同时，许多人认为，相较中国，德国的刑罚太轻了。但在德国，司法系统除了惩治犯罪之外，也关注犯人在刑罚结束后能否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中德语境在此出现了巨大的错位。
当天庭审结束后，包括Katherine在内多名旁听的华人记者和公众，迅速起草并签署了一份联署书，公开呼吁媒体和公众不要披露被告的全名与隐私信息。“我们控制不了所有的人，但至少能传到某些人手里，”她说。
辩方提出“社死”论点后，云青并没有停止分享庭审过程，只是在行文上更加谨慎，避免使用被告的全名，并减少谈到她个人的感受。她认为，合规记录庭审过程是她的自由，如果停止谈论案件，“可能正是辩方所希望的”。
在Zhiting S.案件一审落下帷幕之后，云青发表了一则庭审后记，其中写道：“如果后人在浩渺史料中看到这份庭审记录，那么他会明白：在这个时代的德国华人中不仅有行为龌龊的性侵犯、用知识作恶的医生和电报群中数以千计的沉默帮凶，还有很多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我们或在各自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去旁听一次次庭审，或尽自己所能地持续关注。”
Katherine没有止步于仅仅旁听庭审，自从听说这些案件起，她就计划写一份请愿书，呈给德国联邦议会请愿委员会。如果在六周内征集到三万个签名，该委员会通常会就议题召开公开听证。
Katherine九个月前刚从国内搬到德国，正在学习德语。旁听庭审仿佛成了她学习德国语言、法律与社会运行规范的“速成班”。法庭上的法律专有术语繁多而艰深，甚至对德语为母语者来说都困难重重。第一次旁听庭审时，Katherine只能听懂两成。于是她一一记下庭审和新闻稿中提及的法条和术语，回家借助AI查清意义，用她自己的话说，“‘手搓’了两个月刑法”。之后的庭审她渐渐能听懂大半了。
为了写请愿书，Katherine研读了大量德国法律资料
刚开始，Katherine的请愿诉求是判处Zhiting S.无期徒刑。自学德国法律之后，她逐渐意识到这有违司法独立，转而希望推进修法，呼吁严厉打击迷奸犯罪。
从今年6月起，她开始撰写请愿内容并反复修订，在Zhiting S.案宣判的前夜公开了她的诉求。请愿书中没有提到具体案件，而是聚焦在更广泛的德国法律修订，包括将迷药定性为危险工具，提高此类犯罪的最低量刑到五年监禁；将“厌女”明确写入《刑法典》，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改进迷奸案例的统计方式，解决此类犯罪长期被低估、漏记的统计问题；强制对此类罪犯进行精神病学鉴定，并据此对高危罪犯适用“预防性监禁”，即法庭认定犯人刑满后若仍具危险性，需继续羁押。
请愿书公开后不久，Katherine发现自己又一次撞进了中德语境冲突的两难处境。在德国华人社群中，请愿的最后一项诉求尤其受到关注，他们希望能够长期关押犯下迷奸罪行的加害者，以保障社会安全。但德国的司法逻辑强调犯人在刑满释放后的“再社会化”，预防性羁押被视为一项极为严厉的刑罚，非到必要，极少动用。在本案中，只有主犯Dapeng Z.在一审中被判处这一刑罚；在Zhongyi J.案中，法庭保留以后启动预防性羁押的可能性。
主张广泛适用预防性羁押的诉求，很难在德国社会获得普遍支持，就连支持性犯罪受害者的律师和非营利组织，都对签署这份请愿书有所保留。Katherine目前仍在接触专业的法律人士和机构，商讨如何修订请愿内容，希望在表达华人群体的诉求与契合德国法治逻辑之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Zhiting S.案宣判现场
7月8日，我特地前往柏林旁听Zhiting S.案的庭审。
前一天我就收到了《taz》记者Anne的信息提醒：庭审时间从上午9点半改到了中午12点，依她的判断，这意味着当天必定会有判决出炉。在调研这一系列性侵案期间，我接触到的德国同行无一例外极为友好，慷慨地分享他们掌握的资讯。我也投桃报李，分享我在中文舆论场中捕捉到的线索。我们都明白，面对这宗庞大而恶劣的跨国性侵案，唯有两国的作者合力挖掘与书写，才有可能揭露与撼动背后盘根错节的系统性问题。
庭审当日，我在法院大门前就碰到了Anne，她正打算采访前来旁听的Katherine，讲述这起案件如何触动了这名初到德国不久的中国留学生、促使她推动法律变革的故事。这些案件跨越中德传播的接力棒，经过记者送达公众，途中催生出了行动者，她们的公共行动再被记者报道，于是接力又跑了一圈。
律师Magdalena也专程前来旁听宣判。在她经手的案件结案一年后，她仍在密切关注德国法庭如何审理这一系列性侵案。“我知道这件事迟早会引起德国媒体的关注，但没想到它会一下子蔓延到中国去，”Magdalena说。
上个月，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Magdalena的照片，旁边写上了醒目的标题：“谢谢这位律师，是她联系了德国媒体”。此前不久，Magdalena接受采访，提到了自己最初联系记者报道的举动。消息传到中国社交媒体之后，她一夜间收到了来自华人社区数以百计表达支持和感谢的信息。在她律所的社媒账号下，有一则中文评论写道：“所有中国女性都非常感谢你的举动，这些人在中国并不罕见，但从未真正得到严惩。”
与云青的日志记载的一样，庭审又一次延迟了，约20名记者和40名旁听者不得不挤在狭窄闷热的走廊里等待。我与云青素未谋面，只是通过网络接触，但我知道她肯定也在等候的人群当中，继续践行她的使命。
在12点半，法庭新闻发言人突然打开了庭室的大门，告知记者可以入内摄影两分钟，我随着众人一涌而上。庭室里，清脆的快门声顿时此起彼伏。
Zhiting S.站在庭室最左侧，与外界隔着一层玻璃。他着穿黑色T恤，胸前挂着一个用来与翻译沟通的收音器。不出所料，他单手举着一个黑色文件夹，遮住了脸。我举起摄像机，尽量靠近他站立的位置。我无法开口提问，但至少能用频繁的快门声，让他知道外界正密切关注这起案件。
一名女性法官的脸通过玻璃反射在Zhiting S.面前
庭审正式开始，在场所有人起立。主法官直截了当，立即宣布了判决：被告因协助强奸罪与严重性胁迫罪，被判处五年监禁。
法官示意众人落座，继续宣读判词，过程间他一直注视着Zhiting S.，语气温和，用敬语称呼他，像是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辈。然而，他的话重如泰山。法官说，这是一次特殊的审理，案件涉及对被麻醉的女性实施性侵，网上群组计划、讨论、称赞与分享彼此的犯罪行为。“我们直到不久前才听说存在这样的案件。”
他提到法国的吉赛尔·佩利科特（Gisèle Pelicot）案和美杜莎计划（Medusa Project），后者是一项由德国和英国牵头的多国联合执法行动，专门打击药品辅助性侵的犯罪网络。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各国警方已经开展了113项调查、抓捕57名犯罪嫌疑人。
项目的名称显然意有所指。在希腊神话中，美杜莎本是一名满头秀发、亭亭玉立的女子，但因被海神波塞冬玷污，雅典娜诅咒她变成以蛇为发的女妖，而任何直视她双眼的生物，都会瞬间化为石头。在2017年“MeToo”运动之后，美杜莎的形象被大量援引，用来象征那些遭受侵害、说出真相却被污名化与二度伤害的女性。而在现代女性主义话语中，她的凝视之力不再是一种诅咒，而是对侵害的愤怒反击。
法官接着说，迷药性侵的网络社群是一种新的大规模现象，它并非一个“中国问题”。但在本案中，它确实体现为一个中国问题，因为本案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针对海外中国女性的犯罪。而被告的行为展现出“极高的犯罪能量”，作案手法蔑视女性，将女性完全当作物品对待。
宣判期间，Zhiting S.大多将目光投向法官，偶尔摇头，似乎不同意法庭对某些案情细节的认定。他放下文件夹后，我能看见他的外貌：平头剃得很短，戴眼镜，体型中等偏小。他戴着一只常见的蓝色手术口罩，只是他再也没有机会以医生的身份在手术室里戴它了。
“您在德国和中国恐怕都不可能执业从医了。经过如此漫长的医学训练，却滥用专业知识，这导致您不能继续行医，”法官对Zhiting S.说。
Zhiting S.目前羁押在与法院比邻的莫阿比特看守所
直到散庭后、旁听者大多已经步出庭室时，Zhiting S.才第一次看向了旁听席，扫视散去的人群，若有所思。我一直注视着他，我们短暂对视后，他的眼神很快转向了辩护律师，他透过玻璃的缝隙用英语与其对话。辩护律师稍后宣布，Zhiting S.一方将提起上诉。
步出庭室前，我回头望了一眼正对被告席的一扇大窗。初夏的柏林风和日丽，明媚的阳光透过玻璃窗肆无忌惮地洒满整间庭室，与庭室中讨论的残酷与罪恶形成刺目的反差。
窗外微风轻拂，树影婆娑，一丛翠绿的常春藤攀附在红砖墙面上，长势正盛。我忽然想起，书写系列性侵案其中一名受害者的经历时，我为她取的化名正是Ivy——英文中“常春藤”之意。那一刻，我愿意相信，受害女性正与万千公众一道，静默但有力地凝视着庭室中的被告，以及那些仍藏匿于黑暗中的恶。
应受访者要求，Katherine、云青为化名
文中配图除注明外均为冯兆音拍摄
作者———冯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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